在固废处理黑色产业链中，下游正规渠道的处理费往往在6000元至8000元每吨，而“黑市”非法处置的价格仅为每吨几百元，两者存在巨大的利润差，而后者通常采取非法填埋、转运倾倒和焚烧等方式。

入夏不久，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的六灶港支流，本应是水草繁茂的季节，却因废铝渣的“入侵”，绿水难求。

“罪魁祸首”是河边一家长期存在的非法炼铝作坊，堆存了约500吨铝渣，部分已经沉入河中。这处废渣堆存点是生态环境部近期开展的“2018年清废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堆存点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已发现此类堆存点1011处。

5月9日至15日，生态环境部调集3000人组成150个督察组，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开展“严厉打击涉及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严查跨省倾倒固体废物（以下简称“固废”）行为。

此次利剑行动正是源于长江固体废物倾倒现象愈发频繁。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长江跨省倾倒固体废物的案例早已存在，且有明显的由下游向上游转移的迹象。与此同时，跨省转移固体废物所涉及的“黑色”利益链也逐渐浮出水面。

受访专家表示，跨省倾倒固体废物的现象，一方面暴露出当前下游地区固体废物处理能力和政策引导不足，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上游地区缺乏监管和审查，导致企业和个人违法倾倒固体废物的成本较低，这成为当前跨省转移固体废物背后“黑色”利益链的滋生地。

跨省转移支付背后的利益链

事实上，长江沿岸跨省倾倒固体废物现象早已存在。2016年7月，2万吨上海垃圾被转运至苏州倾倒太湖；2017年10月，安徽铜陵被倾倒大量工业固体废物；2018年4月18日，安徽芜湖长江沿岸非法倾倒4000吨工业废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围绕长江跨省区倾倒固废存在诸多混乱现象：一方面，在固废跨省转移过程中，一些拥有处理资质的内地企业超范围承接固废处理业务；另一方面，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固废处理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催生了各类“黑色”产业链。

一位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在固废处理黑色产业链中，下游通过正规渠道的处理费往往在每吨6000元至8000元之间，而非法处置“黑市”每吨仅几百元，两者利润差距巨大，而后者通常采取非法填埋、中转倾倒、焚烧等方式处理。

此外，一些城市工业区内不少“收垃圾者”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了解到，他们有的一边从事废旧物品回收业务，一边帮助一些工业企业引进垃圾固废处理业务，并从中索取一定比例的中介费。

不过，在记者的接触中，这些人都相当谨慎，只和“熟人”做生意。

“对一些企业来说，采用什么处理方式无所谓，只要价格合适就行。”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追求低成本成为目前跨省固废处理链条形成的关键因素。

除了“黑心”利益链中的粗放处理模式，通过正规渠道跨省转移处理固废也面临一定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长江上游一些具备固废处理资质的企业，已经超出了工业固废处理范围，有的企业甚至“绕开”相关行业，在没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进行固废处理。

在上海某偏远郊区的一家垃圾处理厂门口，记者拨通了墙上印着的垃圾处理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记者，内陆省份的一家电子固废处理厂，可以提供其他工业固废的处理服务，“价格可以商量”。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长江固体废物跨省倾倒目前呈现由长江下游转移至上游堆放、倾倒处理的迹象。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企业角度看，发达地区固废处理成本更高，受经济利益驱动，将固废运至欠发达地区处理，体现了企业逐利的本质。从监管角度看，也说明转运处理地市场监管存在严重缺失，执法力度不足使得当地违法处理成本低廉。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产业转移进行跨省加工。”曾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像之前很多产生大量固废的外资企业内迁中国一样，现阶段，很多产生大量固废、消耗大量能源的工业企业，也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向生态环境较好的欠发达地区转移。这种跨省转移固废的方式虽然不太引人注意，但也需要引起重视。

如何斩断利益链条？

近日，生态环境部相关官员公开表示，去年以来，广西、河南、安徽等地固体废物倾倒案件频发，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问题已经到了需要加大力度严厉打击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生态环境部目前正在推进的“垃圾清运行动2018”也正是出于这一根本目标，旨在斩断背后产业链的迷雾。

4月9日，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以长江经济带为重点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坚决遏制固体废物违法违规转移工作方案》，要求以长江经济带11省区为重点，全面排查沿江固体废物，严格追究固体废物产生企业和地方政府责任，督促建立健全废物处置机制，切实消除环境隐患。

据了解，5月9日至13日，“清废行动2018”督查组共调查核实固体废物贮存场所2097处，发现1011处贮存场所存在问题。

在生态环境部垃圾清运专项行动启动前和期间，各地也相继推进长江干流风暴潮垃圾清运专项行动。

公开信息显示，3月12日，江苏省公安厅、环保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决定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在长江沿江八市组织开展长江流域江苏段环境污染犯罪集中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向长江非法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等犯罪行为。

两周后的3月28日，重庆海事局长寿海事处、天元二手材料、长航公安等部门联合在所辖水域开展长江主航道违法转运、倾倒固体废物行为整治工作。

4月4日，安徽省召开长江安徽段突出环境污染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制定了《安徽省皖江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督导工作方案》，发现贵池潜江工业园区19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被免职。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生态环境部和各地此次“刮起”的监管风暴，更多是从“堵”的末端治理层面斩断外地固废处理利润链，而如何从前端治理层面介入，才是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关键。

国家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作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分析众多违法倾倒事件的原因，既有利益驱动下的侥幸心理重庆废铝渣，也有监管不到位导致的执法漏洞，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固废处理能力不足的现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种处理能力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理能力不足。以上海市为例，全市有资质的固废处理企业仅有12家，处理能力捉襟见肘，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记者走访了上海郊区的一家电子固废处理公司，临近下班时间，记者看到4-5辆满载冰箱、电视等货物的卡车焦急地排队等候在工厂门口。在工厂门口，一名司机向记者抱怨，他的卡车中午就开始排队了，但仓库一时之间腾不出足够的空间卸货，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此外，固废处理技术含量仍不高，限制了固废处理能力的提升。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固废处理方式仍以焚烧、填埋为主，在上海，这两种处理方式目前占比达80%。

曾刚表示，虽然目前固体废物的处理手段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事实上，国内的处理技术已经不断取得突破，比如在回收、干燥技术等相对简单的领域，已经出现了新技术。但关键的障碍是，从事相关领域的市场成本太高，导致拥有新技术处理能力的企业无法“存活”。

“单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动。”曾刚说，避免固废跨省转移处置，需要从当前监管末端抓起，顺链条推进到减产前端环节，实现“标本兼治”。

为此，他建议，一方面，应加大长江经济带废弃物处理技术投入，进行技术攻关；另一方面，从政策层面，应在企业生产源头将产品回收成本纳入总成本，让企业在产品投放市场前就承担相应的回收成本。应将生态理念深深植入产业生产链前端，实现废弃物、固体垃圾的减量化、减量化。

此外，李作军还认为，为斩断固废异地处理链条，现阶段，上游转入地除了加强监督管理外，还需要提高固废的准入和堆放门槛，并为此制定非常严格的地方规划和实施办法。

“门槛提高了，政策更严了，违法成本自然也会更高。”李作军指出，这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重庆废铝渣，后期还需要各方的监督。

第二届全国危险废物行业大会

固体废物玻璃固化产品标准与应用国际研讨会

2018年6月3日，中再危废与中华环境保护协会在山东省淄博市举办“第二届全国危险废物行业大会暨固废玻璃固化产品标准与应用国际研讨会”。

与国内外专家、企业家共同探讨在环保红线下如何通过商业模式转型、技术进步，抓住危废行业重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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